人民网评：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

编者按：本周，《人民网评》栏目连续推出“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系列评论。这组评论从打通“两个舆论场”、“网络问政”、对话“意见领袖”、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网民、人民和公民”五个方面，对如何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借助互联网促进“良政”和“善治”进行了探讨。互联网可以成为提升中国社会凝聚力的枢纽，人民网愿意为促进“大众麦克风”时代官民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搭建桥梁。　　一个女孩“郭美美baby”，以“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名义炫富于微博，引发了一场震动中国红十字会的风波，网络搜索数据超过日本大地震。虽然 北京 警方的调查表明，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但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已经暂停活动接受审计。政府背景公益组织的止损点在哪里，焦灼着公众的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有关部门表功说，多达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网民似乎不太领情，发帖调侃：“加税如山倒，减税如抽丝。”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修正案征求意见中，公众提出了超过23万条意见，创下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之最。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很早就注意到，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互联网上鱼龙混杂，但网民对政府的批评声音、对社会的牢骚不满，其中大量的是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或者说，是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环境下，各利益群体正常的利益博弈。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
　　民间舆论场为何在多数时候，失去了对官方媒介的信任？最重要的不过是三点：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初，官方反应迟缓，新闻发布没几句实话，反而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在事件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总是试图以封堵信息甚至抓捕网民的手段，来打压或控制民间舆论场；在事态平息后，没有痛定思痛，反躬自省，认真修复制度的漏洞。而平时，官方媒介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正面宣传流于“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
　　当年，我们党在没有印把子也没有枪杆子的情况下，恽代英办《中国青年》，韬奋办《生活》周刊，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能够鼓动和团结青年、市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跟着共产党走；在成为执政党后，宣传鼓动的看家本领不能丢。遇事就简单地封堵民间舆论，是惰政行为。
人民网 开通“领导干部留言板”、“舆情会商室”、“人民网评”等栏目。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设想：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要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进入网络社区，推动互联网上官民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是新时期“虚拟社会管理”的难点所在和神圣使命。
　　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迫切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互联网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舞台和推手。各级政府普遍把网络舆情监测、突发事件应对、公共关系管理，乃至微博使用，列入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等设立“求证”“来论”“中国网事”“人民网评”等栏目，回应网络热点，澄清真相，梳理情绪，推动政府努力维护社会公正。
　　打通两个舆论场，需要官方媒体本着中央“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从基本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形成交集。比如，推动政务公开，特别是突发事件的信息透明，没有真相就没有谅解；触摸民意脉搏，从群众利益角度，体会解决现实矛盾的切肤之痛，增强紧迫感，千万不要与主流民意对抗；抛开习惯的“官话”，学会说“人话”，不要违背经验常识，不要“侮辱网民智慧”。中共十七大倡导的保障人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希望首先在官方舆论场也能有通畅的渠道，而在民间舆论场走上理性建设性的轨道。
　　打通两个舆论场，呼唤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但政府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官方媒体和各级领导干部能否认真反映和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疏通和激活体制机制，让社会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为人心活血化瘀，是减少社会舆论对抗性的关键。中国已有4.57亿网民，“大众麦克风时代”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气可用。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对网上网下的社情民意，需要更敏感、更体贴，更有人情味，遇事也更有担当。
　　6月17日，网友“zhangou2952”在天涯论坛贵州版块贴出《致贵州省长的一封信》，直指贵州公务员招考办事效率低下。4天之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给天涯网友zhangou2952回帖：“我代表贵州省政府和公务员招考主管部门，向广大考生表示歉意”。省长的回复，迅速引发了网民“围观”，一天之内，该帖访问数高达5万人次。
　　这只是当下“热火朝天”的“网络问政”一个缩影。走过第五个年头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已经得到了48位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回复，18个省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保规范化、制度化地办理留言。放眼全国，北方网的“政民零距离”、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奥一网的“网络问政”等平台，也早已是百花齐放。另外，遍布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政府微博、网络发言人从2010年以来纷纷涌现……
　　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正是中央领导提出并率先垂范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的亲自“触网”，是我党一贯重视党群、干群鱼水、血肉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新技术媒介时代的发扬光大。互联网快捷、广泛、低门槛等特点，为政府了解民情、听取民意提供了“最短路径”。“网络问政”的一头是各级党政机关，一头是近5亿网民，它的应运而生宛如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让政府在百姓眼中的距离不再遥远，其发展势头已经是“不可逆转”和“锐不可当”。人民网舆情频道曾有网友表示：“网民鼠标轻点，就与总书记在一起了！”在腾讯向胡锦涛总书记赠送QQ号后，网友激动地说：“我想知道总书记的QQ号码，等他有空的时候，加他聊几句！”
　　诚然，“网络问政”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中举报、信访等渠道，更不可能解决所有现实中的问题。但它有助于改善官民沟通，减少隔阂和误判，一系列草根权益个案问题得以解决，避免了扩大和升级，有利于缓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民众痛苦和官民摩擦。“网络问政”还可以汇集民智，优化决策，并增加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民众配合。
　　“网络问政”是一把双刃剑。网民在议政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以偏概全、求全责备、侵犯隐私等问题。一些激进的网民已经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开始走下互联网，在现实生活中用“行为艺术”表达利益诉求，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某些“在地议题”，一旦脱离个案语境，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容易被外地“围观”网民过度解读和过激反应，从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迅速放大成全国性问题、全局性问题。“网络问政”也不能急于求成，网民对公权力要有一个理性的评价，对于公权力任何一次的进步不妨给予掌声，否则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不满意的延续和累积。当然，政府更要珍惜网民的期待和耐心。
　　一个有趣的对比：百度贴吧有镇江吧、常州吧、无锡吧、苏州吧，苏南的这4座城市中，越靠近上海，经济总量越大，但帖文数量也越多，对政府的议论和批评也越厉害。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网络舆论的发达，恰恰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政府要习惯和学会在杂音中执政。舆论压力大不可怕，高明的领导者总是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如果对身边一个个经济、民生问题个案失察和麻木，坐视矛盾激化，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社会将更不稳定。
　　“网络问政”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在江苏睢宁，“上网减少上访”，各个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全县进京、去省、到市上访总量大幅下降。山东菏泽牡丹区21个乡镇和34个区直单位集体在微博上实名亮相，开创县级政区整体开设官方微博群与民众互动的先河。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地方对于“网络问政”仍然在犹豫、观望，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甚至威胁网民“将对你听其言、观其行、观后效，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是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再视情处置”（南阳市公安局答复网友批评），“跨省抓捕”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领导干部需克服对互联网的隔膜、恐惧和排斥心理。网络舆论不是洪水猛兽，互联网也不是恐怖地带。只要你对网民襟怀坦白、以诚相待，网民也会给予充分的谅解和支持。前不久，四川会理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上，一张县领导考察乡公路的照片露出破绽，三位地方官悬浮立于公路之上。网民调侃政府造假，群起效仿PS，把三位地方官嵌入国内外各处著名景点。会理迅速开通微博，向社会道歉，承认工作人员曾对照片曾进行拼接、修改，甚至与网民一起品评PS悬浮照的优劣，恳求网友让县领导“免费周游世界”后，不妨再关注下会理的旅游文化。这种坦诚和自我调侃，得到了网民的谅解，很有亲和力。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会理县与网站联手的一次“反向营销”行为。
　　小地方有大智慧。
　　近年来，在“微博打拐”、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等事件中，一批知名网友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目前，微博上粉丝过百万的用户超过300名。他们对网民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研究表明，美国微博客“推特”上，前几年2万名“精英”用户，比例不到总用户的0.05%，却吸引了几乎50%的注意力。中国的微博也有类似的情形。互联网虽然降低了民众表达的门槛，但少数知名网友的声音，仍然引领着公众的价值评判。在拆迁、上访、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上，知名网友频频发声，对政府造成了舆论压力。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的信息经某些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这些活跃分子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从学界、媒体、文艺界和其他专业领域（如金融业、IT业）上网人群中，“意见领袖”批量产生，特别是在微博客上各显其能。
　　“意见领袖”群体的异军突起，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博弈走向透明化和规则化。这首先应值得肯定而不是忧心忡忡。中国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其实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和谐度，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气度和自信。
　　“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瘼。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网上匿名发言、封闭交流的环境，负面情绪交叉感染，容易让某些极端化的言论占上风。“意见领袖”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呼应和驳难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是勇于针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
　　微博客、BBS、博客等本是个人表达的媒介，但“意见领袖”由于公众关注度很高，已然使这种“自媒体”升级为社会“公器”，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议题设置和舆论放大效用明显，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有可能掌握着“舆论核按钮”。这种情势下，“意见领袖”们不妨更谨慎地用好“拇指话语权”，不失语也不妄言，以法律、公序良俗和专业精神为边界，勇敢而稳妥地为社会代言。近年来，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弱势群体中有人趋于暴力表达。“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同时仍需坚定地维护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和平转型。
　　“意见领袖”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既然是沟通，就不可能期待他们百分之百的拥护，在这一点上政府要有容人之量，更不必一听到反对和不理解、不体谅的声音，就认为沟通无效，就恼羞成怒，关闭沟通的管道，转而举起蛮横的权力武器，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史载胡耀邦在延安向毛泽东请教什么是政治，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要知道，互联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可能形同陌路。每一次沟通都会在对方内心留下善意的种子，哪怕这种子一时还未破土而出，但也在成长，而不能粗暴地丢弃。
　　厦门著名网友连岳曾和市民一道，质疑和批评PX化工项目；南京籍数百万“粉丝”的网友黄健翔、孟非，今年初呼吁制止地铁工程砍伐梧桐树。两地政府都听到并吸纳了他们和广大市民的诉求。厦门组织二次环评和市民座谈会，最后决定PX项目迁往漳州；南京紧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确需移植需报市政府备案，移一棵补两棵。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在官民谅解中轻松化解。
　　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网民为失踪4年的彭文乐等小宝贝重回父母怀抱而流下激动的泪水；同时，又质疑街头“随手拍”活动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乞丐人身自由。在药家鑫杀人案的审理过程中，网民极度担忧权力和金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但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的当天，群情激愤转入沉寂，“很难想象，此时不同情药家鑫父母的人，当初会真正同情被害者的家人”（网友王小山）。
　　互联网就是这样奇特的社区，看似一片混沌的信息，看似乱箭伤人的情感表达，却也遵循着“生态系统”的逻辑，在各种观点的交相呈现和反复激荡中，逐步形成多元互补的格局。互联网绝非“谣言共和国”或者“愤青大本营”，但也不是“理想国”，网上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舆论能量，如果任其疯长和蔓延，对社会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基本政策。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与生活已密不可分，中国人的iphone和ipad、微博、团购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已不落人后。与此同时，依法制止网上黄赌毒泛滥，规范和打击网络水军，堵截恐怖势力借新媒体兴风作乱，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奋发有为。
　　互联网的治理千头万绪，行政管理不可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互联网舆论方面，单一威权手段更容易激起网民的抵触心理。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找到自身的制衡力量。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多年，网民的自治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的治理，也开始了生动活泼的实践。网民政治参与的理念和技术，在虚拟空间得到大规模训练。
　　首先，近年来普通网民和“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得到增强。“郭美美”风波中，曾有网友主张“人肉搜索”，邀请电信内部人士利用职务之便，将郭美美的通讯信息曝光。这一提议立刻遭到多数网民的否决，理由是“程序正义”更为重要。
　　其次，民间自发的辟谣、科普和公众人物言论观察机构，不仅对网络信息起到了甄别过滤作用，而且让意气风发的“意见领袖”发声时多了一份谨慎。当然，这些民间制衡力量，自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提高。
　　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BBS、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的运营商，对网友自主发布的内容，依照《侵权责任法》负有一份“连带责任”。特别是激情四溅、枪林弹雨的微博客，如何廓清意见表达和侵权的边界，运营商还有很多事情可做。维系清明理性的讨论氛围，也是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说到底，只要信息自由流动，网络舆论就具有某种“对冲”功能。金庸“被死亡”的谣言，发端于微博，也迅速消解于微博；日本地震后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成了辟谣的主力；前不久一对演员夫妇敌视同性恋者的微博言论，也受到网民的普遍批评。实践表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讨论，将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互联网的“生态治理”，需要遵循网络社区的“生态规律”，不断调整优化：
　　从外部来说，需要疏通公民现实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法制，以减轻互联网聚焦时政所承载的社会压力，引导网络话题的均衡分布，比如增加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减少网络上的火药味和对抗性。
　　对互联网内部的文化生态，能否“生态治理”，改善网民的空间分布，倡导网友社群的多元化？比如，鼓励学术界、出版界等传统文化精英更多地“触网”，给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和好勇斗狠的网络口水战，带来文化深厚积淀；包容和鼓励激进网友从某些封闭式的讨论圈子走出来，回归公开的言论平台；在微博客的冲击下留住BBS和个人博客网民，鼓励思想文化层面深入探讨的BBS和博客原创贴文。
　　7月13日，人民网发表天涯社区著名网友“蓝药师”的时评建议《精神卫生法应该考虑的内容》，这是重点新闻网站吸纳“意见领袖”意见，广开言路、优化决策的尝试。近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闯入微博，几个月时间“粉丝”高达116万，在热衷批评时政的微博言论场上，发出另类思考的声音，虽然经常引起争论，但就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碰撞中，讨论气氛变得轻松有趣。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政府部门的官员进驻BBS、微博客等“自媒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促进官民互动。近一年来，公安微博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网民润物细无声的沟通，极大地改善了自杨佳袭警案以来的警民关系。在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有64万“粉丝”的微博，与一些网友联手，及时回应失子家庭，通报打拐进展，成为受网民爱戴的“意见领袖”。
　　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需要社会管理者，也需要每一位网友，抱着更为开放的心态，“包容”远远胜于“压抑”。
　　在年轻一代担心“微博控”影响日常生活，开心网“偷菜”破坏夫妻关系时，还有很多中国人不会收发E-mail和手机短信。曾有外国 记者 感慨：徜徉 上海 外滩，你会误以为来到纽约，但走进 青海 玉树才发现，这个国家还在为现代化而艰难爬坡。专家甚至担心，在用微博和不用微博的人群中，出现了新的“信息鸿沟”。
　　就在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广东 ，省委书记汪洋本月初表示：政府有必要着力推动网络信息公平，为低收入民众创造上网条件，避免弱势群体因不上网而“失声”，甚至“被代表”。
　　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网络舆论的兴盛，让前卫学者预测“分享式治理”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别忘了，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经济社会发展是如此不平衡。在一次次热点公共事件中贡献眼球、留下呐喊的网民，只是中国人民信息化之旅中“最幸运”的一部分。
　　对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7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0年底）等数据，我们发现：网民4.57亿，与全国总人口13.7亿相比，约占1/3。其中，上网发帖、回帖的，占网民数的31.7%，占全国总人口的10.6%。也就是说，约一成中国人经常在网上发声，他们构成“网络舆论”的民意基础，在他们之外，还存在高达九成的网上“无声”的中国人。
　　网络普及率，城乡大不同。城镇人口上网率，与其全国总人口占比相比，高出23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上网率，与其全国总人口占比相比，低了23个百分点。城镇物质文化生活的精彩，以及“蜗居”、 农民 工、城管、“拼爹”等城市特有社会问题，在网上得到充分展示，而农村“386199部队”（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坚守与苦涩，却成为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
　　大专及以上学历，在网民中占23.2%，在总人口中只占8.7%。在著名的凯迪BBS，大专及以上学历用户高达87.1%（2005年）。“网络问政”的质量高于其他政治参与渠道。网民的民主素质及自律能力，理应得到肯定和鼓励。
　　网民年龄，29岁以下占58.2%，39岁以下占81.6%。中国网民富于青春特征，8成网民未到“不惑之年”，这就不难理解“网络舆论”富于激情和担当，但有时理性思辨不足。
　　网民收入水平，月收入2000元以下和无收入的占66.8%。“网络舆论”具有“为民请命”的草根色彩，另一方面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群如官员、富商网络化程度较低，对“网上的中国”隔膜且不易认同。
　　网民不等于全体人民，互联网作为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场，有待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进来，政府决策还得充分考虑那些“无声”的中国人的心声和利益。但网民又是对民生、公民权利、公共治理最敏感、最敢言也最擅说话的人群，“网络舆论”可作为现实民意的风向标和参照系。
　　说到底，网民的本质是公民，而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网虫”，更不是“网络暴民”。他们可能是每天挤着脚不沾地的公交车上下班的“月光族”，可能是过年买不到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喝着啤酒唱到哭的农民工，可能是事业上和“官二代”竞争、感情上和“富二代”竞争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是为20元一斤猪肉而踌躇的家庭主妇，可能是为“月供”攥紧指缝过日子的“房奴”，可能是为房屋被强拆、补偿不到位却又投诉无门的访民。他们一边为各自的生计忙活着，一边超越了地域和行业的阻隔，在网上时时互联互通，同气相求，成为监督和鞭策社会治理的活跃公民。
　　在今天，政府联系群众需要迈开双腿下基层，另一个办法就是上网，把共产党“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点开新闻跟帖、浏览微博客和BBS，那里有最鲜活的、“水淋淋”的社情民意。大多数网民诉求，都需要回到现实中去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修补和完善制度。
　　网民是“虚拟”人，人民是政治人，公民是法律人。三者的交集越大，说明社会舆论生态越趋于稳定和健康。网民虚虚实实，正如《道德经》所言，虚实相生。对于执政者来说，要以包容心，宁可信其有，不可藐视之；尽可能利用网络达致信息平等，减少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于网民来说，作为先行一步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中国人，也需要不断提高公民素养和议政水平。
　　目前对微博客的发展议论较多，不妨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对初兴的证券股票“好不好、有没有危险”的表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历史的发展证明，证券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转型的有力推手。对中国人民的素质要有信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要有信心。
　　善待网民，信任人民，培养公民，互联网正在成为提升社会凝聚力的枢纽。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责任编辑：齐贺）
原文来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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